导读：因为事关TD-SCDMA（以下简称“TD”），大唐移动高层相继离职倍受关注。然而，事关“民族产业”的口号，显然没有“企业帝国”的控制更重要、更直接、更容易引发争端。唐如安（原大唐移动总裁）麾下多名旧部的离职，是“大唐企业史”一个章节的结束，却不是TD产业阵痛的开始。

3月中旬，大唐移动副总裁杨贵亮亲口证实“已经递交辞职报告”，再次引发业内对于大唐移动动荡是否会导致TD产业化进程受到影响的担忧——自2007年底大唐移动原总裁唐如安“被迫下野”以来，包括杨贵亮在内，已经有至少三名副总裁级高管（大唐移动副总裁陆武、副总裁兼总工程师李峰）和多名事业部总经理级人员（战略部总经理葛思静、合作部副总经理赵森等）相继“挂靴”。

但是，随着国资委等政府机构在2006年确定由中国移动作为TD试验网的主承建运营商以来，特别是2007年4月中国移动270亿的TD高额采购份额浮出水面，一直被视为 “中国TD发展中流砥柱”的大唐移动，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已经被笼罩在更具控制能力和更大规模提供能力的中国移动、中兴通讯等企业的身影之下了。

大唐旧部为何潮动？

尽管大唐移动在运营上的战略线路之争，已经因为唐如安及其麾下的曲终人散而有了定论，但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大唐集团”）在何时才会将其纳入股市，目前仍然无结果。

根据“惯例”，当市场对大唐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ST大唐有任何传言时，大唐电信总会出“奇招”来化解。3月19日，*ST大唐发布公告称，大唐集团在6个月内，没有整体上市的安排，也没有计划将*ST大唐置入其他公司的计划。从资本运作的角度分析，这一回应显得“过于积极”，而且，鉴于*ST大唐曾经的一些“回应记录”，更加让人怀疑，这是否是*ST大唐再一次使用“此地无银”的技法。

2007年4月，大唐就曾因为“阴阳公告”遭受证监会的公开谴责——前三季度公告均为盈利、曾预计2006年全年盈利的大唐电信，突然在年度财报当中巨额亏损7.19亿元。尽管大唐电信自身和金融界分析师在公开场合均表示，大唐电信和大唐移动最大的联系仅限为同属于一个集团之下，在业务和运营商都各自独立，“关系不大”，但资本市场仍然认为，大唐集团如果要在股市上有好的表现，将大唐移动优质资产注入资本市场在所难免，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剩下的只是何时动手，以什么名义而已。

因此，一方面*ST大唐通过公告方式澄清大唐集团没有将其置入其他公司的计划，另一方面大唐集团则在2008年1月挂牌成立了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控股”），并将集团控股的大唐移动、北京信威无偿划拨给大唐控股。有消息称，*ST大唐的控股子公司大唐微电子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微电子”）也划拨给了大唐控股——由于大唐微电子的主营业务利润收入，已经占据大唐电信主业利润的大部分，因此如果这一消息确切，大唐电信被划入大唐控股已经成为事实。

这些变化才是真正导致大唐移动高管集体挂靴的真正原因。到目前为止，大唐移动也没有盈利，一直依靠私募、贷款和国家注资获得发展，如果大唐集团真的将大唐移动注入股市，则说明国家注入资本很有可能无法获得明确回报。在此前提下，早前的团队只能面临两种结果：一是无法对国家注入巨额资金因“集团资源重组”后的大规模流失甚至消失负责；二是即便巨额资金的承担实体转移为大唐控股（从目前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早前团队也必须面对早前的长期亏损责任追究——尽管这种责任从表面看无人可以承担。

导致唐如安、杨贵亮等离职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管理团队曾获允诺的“大唐移动单独上市”，因为集团领导人的“空降”更替，而不再获得任何兑现。这也意味着诸如唐如安、杨贵亮这样在大唐内部“专心打TD的天下”的人，无法获得早前的上市期权兑现，甚至重新回到事业单位体制下，可随时“根据组织需求调动和任命”，而不再是正常的公司体制下的CEO或副总裁。

“内部突变”有溯源

无论是唐如安的“被迫下野”，还是杨贵亮的“主动挂靴”，在大唐集团都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而这些内部突变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沾上了大唐集团的“两块牌子”问题（现在因为大唐控股的出现而增加为三块牌子）和股票市场问题。在一系列的过程中，最为知名的，还是大唐集团曾经的“四大金刚”——李三琦、陈卫、魏少军、唐如安。

1998年，北京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即“大唐高鸿”的前身）发生人事变动，在时任总裁李三琦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电科院”，大唐集团的另一块牌子）“党组决定”，强行免除总经理黄元庚的职务。2001年，同样是“党组决定”的结果，李三琦也被免职，并强制退股（北京高鸿系电科院和美国三信公司的合资公司，李三琦持有股权）——在当时，电科院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使大唐电信顺利并购北京高鸿。

然而，2003年，北京高鸿以大唐高鸿（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单独上市，此时公司元勋们几乎已经消散殆尽，上市成果的最大收益者，只余下大唐电信和电科院。2007年底，为挽救*ST大唐不被强制退市，大唐电信出售了11245万股高鸿限售股权，但电科院和大唐电信仍然是最大的两个机构股东。

围绕陈卫和大唐信威（亦称北京信威）的变局，也与控制权和上市有关，然而，其变化更具戏剧性。1999年9月，担任总裁4年之久的陈卫被通知“已被免职”——有关该事件的版本众说纷纭，陈卫自己表示，是在没有召开董事会的情况下突然接到的通知，换言之，陈暗称电科院该方式已经违法,至少是个人决定的结果，而其他人则表示，免除陈卫的总裁职务，是电科院“党组决定”，同样，几个月后将新总裁赶下台，在此邀请陈卫担任总裁，也是电科院“党组决定”。到2006年9月，在信威上市准备充分的前夜，在此免除陈卫的总裁职务，依旧是“党组决定”。而电科院此次免除陈卫职务，并没有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潜在目标，相反，随后的申请上市被证监会驳回，随后则是业绩的下滑。

电科院对陈卫的两次“闪电免职”还导致了另一个坏结果，由于陈卫本身不属于事业单位体制内，他宣称自己才是大唐集团TD-SCDMA部分专利的真实持有人，并由此和大唐展开“单挑”。

原大唐电信总裁魏少军属于“学者型”的领导者，2005年6月因为“业绩问题”离职后，担任电科院总工程师。有消息称，魏少军“升任”总工的真实原因在于，身为微电子学专家的他，试图将大唐电信控股的大唐微电子重组上市，而这必然将威胁到大唐电信在股市上的布局——大唐微电子正为*ST大唐贡献超过一半的利润来源。

原大唐移动总裁唐如安的辞职原因介乎李三琦和陈卫之间，但其和魏少军一样，本同属于“体制内”人员——除了大唐移动总裁之外，唐如安还是大唐集团副总裁和电科院副院长。然而，唐如安采取的辞职方式，则介乎魏少均和陈卫之间，用自己的彻底离开，向大唐表示不满，也给曾经的麾下一个交代。

大唐早已不是TD旗手

连续多年的振荡和内耗，已经使大唐集团贻误了机遇。2007年4月，中国移动接近270亿元的TD订单，明确表 明了中国的TD进程控制权，早已从大唐（无论是大唐移动，还是大唐集团）移交到中国移动手上。在此之上，一直以TD旗手自居的大唐在招标上事实仅占27.5%（另有9.5%属于合作方），较中兴通讯的46%相去甚远。

反观大唐移动自身，一直无法摆脱经营不善和资金缺乏的阴影。2004年，为救资金链问题，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向大唐移动注资2.5亿元——据大唐移动内部某副总经理级人士称，当时采取私募实为无可奈何之举。“阿尔卡特向大唐移动注资之后，也没有和大唐有任何产品线上的真正合作，他们更多是做TD产业化。”该人士说，“产业化嘛，相对就较虚一些了。”

2007年12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大唐移动注资15亿（获13%股权），资本市场认为，此举将直接促发大唐集团的重组，大唐移动自然也无可避免将参与其中。

而对于大唐电信集团曾于2007年中期分别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银行获得总额55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授信，或将和大唐集团重组有更大关联，却并非大唐移动所能直接从中受益。

再从“大气候”分析，大唐移动在中国移动的首次招标中，获得了上海和广州两大重镇，但北京这一核心地带的TD网络却落入中兴通讯手中，并且，中兴通讯因为份额较大，更是掌握了6个城市的一期部署权。按照移动通信网络市场的长期惯例，下一阶段大唐移动想要在份额上赶上中兴通讯，除非有“非市场因素”，否则几乎不可能。

其次，华为早前在TD上的失利，已经引起任正非的足够重视，甚至有华为高管为此而受罚，在下一阶段，极具攻击能力的华为必然会对中兴和大唐移动产生威胁，这其中又必然将是尚不具备多系统、完整软硬产品链的大唐移动首当其冲。

此外，中国移动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领先和主导意识的全球性思维运营商，其控制能力和主导欲望已经不允许任何上游供应商干涉其TD进程，2007年招标之前中国移动为TD专门成立运营和管理部门，就是最为直接的说明。更只得注意的是，此次大唐移动高管人员和技术人员迅速流失，有相当人员正是直接跳槽到运营商处，中国移动对TD进程的把握能力，也由此迅速加强——曾经从北京信威“调动”到大唐的一些技术核心人员，正在这次潮动人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