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限管制均存在可操作性问题

记者：目前的电信资费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唐守廉：在实行企业自行定价后，开始了价格战，尤其是2002年中国电信第二次拆分后，价格战打得非常厉害，其中不仅包括固话语音业务之间的价格战和移动电话之间的价格战，还包括替代作用之间的价格战。在这种背景下，信产部于2005年提出实行上限管制，在提出上限管制后，电信资费的监管思路开始清晰起来。

但我个人认为，政府提出上限管制只是做出一个姿态，对于如何具体实行上限管制并不清晰。上限管制隐藏着许多公式，不同国家所隐含的公式不同，考虑因素也不同。技术的贡献率应该怎样计算，电信的资费指数应该怎样计算等问题并没有一个公论。目前由于存在运营商资费标准、业务及区域性差异，无法准确计算资费指数。而有了电信资费指数，才能与通货膨胀率等相对应以得出电信资费究竟是升是降的定论。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电信资费管制存在的问题一是电信的资费指数如何计算，二是技术的贡献率如何计算。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上限管制就只是一个原则，没有多大意义。

记者：有人提出应该实行下限管制，您认为是否有道理？

唐守廉：提出实行下限管制是为了防止倾销，其目的是恶意排挤其他竞争对手。因此企业希望政府出面对这种不符合正常行为的降价进行制约，但这样一来也会给政府带来难题，就是成本核算的问题。由于一个电信运营商的很多业务成本都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具体到某个业务的成本很难精确计算，也无法正确判断究竟其价格是高于成本还是低于成本。

资费改革有赖于大事件推动

记者：电信资费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唐守廉：企业都是盈利组织，如果不是被迫，没有谁会愿意降价来削减自己的利益。我认为降低资费的关键在于电信业大事件的推动。中国电信第二次拆分后导致一次价格战的浪潮，今年上3G形势日益明朗，因此价格战又有升温的趋势。只有在大事件的推动作用下，企业才会为在市场上占得先机而考虑降价。

记者：那么启动3G后，又该怎样调整资费管制方案？

唐守廉：我很早以前就提出，中国上3G就肯定会打价格战，因为上3G会产生巨大的通信容量，如果消费者的通信需求跟不上的话，那么供将远远大于需，打价格战是必然。如果打价格战的话，一方面会打击投资3G的企业的积极性，一方面会损害到企业的利益，最终可能导致伤筋动骨。而不打价格战的话消费者可能就不买账。因此政府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合理实行资费管制，以及如何使通信容量循序渐进地增长，使得供需达到平衡。

我认为，如果3G打价格战的话，首先政府应该考虑是否该管。如果遵循上限管制的原则，那就不管。如果要管的话，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去管，因为在市场上应该是基于供需矛盾定价而非基于成本定价。

资费改革要平衡各方利益

记者：您认为改革的难点主要有？

唐守廉：资费改革存在难点，首先是如何清晰定义上限管制的实行方案；二是价格战是否该管，该如何管；第三个难点在于信产部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进行管制。

记者：有何建议？

唐守廉：监管部门管的是市场竞争，目的是为了促进产业的蓬勃发展，但不能阻碍市场的优胜劣汰；另一方面要保障消费者权益，政府也应该站好立场，寻找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平衡点。

我认为政府定价是不可取的；其次，将上限管制细化，仔细研究具体的执行方案；第三，政府应该想办法扼制恶性价格竞争；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政府要摆正自己的裁判位置，既要把握好企业之间的度，鼓励优势企业的胜出，也应该把握好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度。(唐守廉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