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研究电信的知名专家史炜撰文称，中国的运营商体制需要的是需要的不是革命性的创新，因而反对拆分中国移 动和弱化中国移 动；另外，他表示，TD-SCDMA这类高技术产品的研发管理程序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因此，建议今年年底千万不要发牌照。

　　TD-SCDMA研发管理程序出现重大失误

　　对于TD-SCDMA，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说，我和前面发言的国务院发展中心专家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他主推一定要发展TD-SCDMA，包括他也列举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且技术方面的数据和依据非常充分。我这一段时间也了解很多TD-SCDMA的情况，我得到的信息与他的结论正好是反的。

　　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的角度，比如我们认为TD-SCDMA最先进的地方在于智能天线，但有的人认为TD-SCDMA最丑陋的地方就是智能天线。

　　史炜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从来都认为TD-SCDMA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和先进的科研成果，它能充分体现中国在高技术产业中的发展水平，体现出国家的竞争优势，体现出中国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但是，当前问题的核心不是TD-SCDMA的技术问题，而是在推进TD-SCDMA商用化、市场化、产业化的体制上，在TD-SCDMA测试的操作方式上，在针对TD-SCDMA这类高技术产品的研发管理程序上，在与其他标准竞争的策略上，我们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甚至是重大的失误。

　　过去，中国人一直信奉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是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下，这种观点已成为阻碍中国人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最优的技术不等于能变成最优的产业

　　史炜批评说，目前，赋予TD-SCDMA的责任太大了，现在TD-SCDMA使大唐移 动公司背负的道义责任远远大于背负的技术责任，这种道义责任就是国家赋予他的所谓国家战略的责任、院士赋予的国威责任，这些责任很多都变成紧箍咒。中国缺不缺技术？不缺技术，而是对道义和有效竞争间的平衡关系没有把握好。单就TD-SCDMA而言，如果仅从指标来看，和其他3G标准，与WCDMA、CDMA2000，以及最近被大力推崇的Wimax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是，在大唐移 动公司它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呢？这是需要我们要认真反思的一个大问题。

　　我坚持认为，在有效竞争体制不匹配的情况下，最优的技术并不等于能变成最优的产业。有时候往往不是最优的技术，但在有效的配比和竞争环境下，就变成产业和产品了，这一点华为是最典型的案例。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提到：“华为是最优秀的研发公司，后来我发现是错的，我发现华为不是最优秀的研发公司，甚至它的研发能力比不过大唐，但华为是中国最优秀的营销公司，通过它的高端技术员把所有技术集成、消化引进，在最短时间，哪怕不成熟，也推向市场，让市场先睹为快，然后变成产业。”这里就引伸出在中国什么叫有效竞争？

　　建议今年年底别发TD-SCDMA牌照

　　对于今年年底前发TD-SCDMA牌照的呼声，史炜称，前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的意思是越早发越好，我曾经也想今年年底就要发，但我现在认为，今年年底千万不要发。发完以后，用它干嘛？

　　他认为，在技术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千万不要急。

　　史炜还说，我曾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算账就先算算大账，如果TD—SCDMA真的有问题的话，也要经过更大范围的测试来定论，在实践中暴露问题，在实践中找问题，在实践中改造和完善它，因为这曾经是中国人创业的精髓和法宝。但是，既然讲实事求是，讲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今天也不能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不能让不行的技术硬上，也不能让有发展机会的技术胎死腹中。

　　他表示，“我曾认为对TD-SCDMA总要给他一个机会，因为他终归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拿出去练，练一年不行就下马，再换别人也不迟，让四个运营商，每人发一个牌照，大家边干边修补，但现在仔细想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做，一旦不行，造成恶劣的影响和所花费的钱、耗费的资源可能会更大”。

　　他强调：科学就是科学，不能自我欺骗。当你推出一种竞争行为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它在产业发展上是否行得通。

　　“分拆运营商论”过于情绪化、理想化

　　对于电信业重组，史炜则表示，现在大家都在指责移 动市场，指责中国移 动集团因规模太大，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公司，而弱化了可能存在的竞争环境，并使过去所谓的双寡头垄断(中移 动与中联通)，演变为单寡头垄断。于是，许多人呼吁应改分拆中国移 动，至少也应消弱它在市场的控制权。

　　他认为，其实，分拆中国移 动，弱化中国移 动，这本身在制度上都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在体制上，需要的不是革命性的创新，需要的是过渡性的改良式的创新。

　　他说，“事实上，我是国内第一个提出分拆中国移 动的人，而且是在一个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就引起了一阵骚动，会场上，支持者掌声如雷，反对者嘘声起伏，会后，听说还有操刀手专门撰文驳斥我的分拆论”。

　　“但是现在，深感我提出的分拆论过于情绪化、理想化了。如果简单的分拆能解决所有的体制问题，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太容易了，我们可以分拆中国移 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力集团、中国民航，甚至分拆掉那些干预度过高的政府机构。但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