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欢迎大家出席我们今天举办的“主题对话”，今天对话的主题是“借势国际化，中国制造业世界崛起”，参与对话的嘉宾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雷震洲和中兴通讯副总经理刘鹏。

说到国际化，其实，我们电信研究院通信信息研究所一直在对全球电信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大家都知道，目前全球电信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手机和无线通信设备方面。在这里，我有一组对全球3G市场的监测数据可以和大家分享：

根据我们的监测，截至2008年2月，全球范围内有效的3G许可证为232张；WCDMA商用网络210个，HSDPA商用网络175个，HSUPA商用网络31个，CDMA2000 1x商用网络234个，CDMA2000 1X EV-DO 版本0商用网络75个，版本A网络15个。

在用户发展方面，截至2008年2月，全球WCDMA用户累计达到1.94亿户；EV-DO用户累计达到9510万；CDMA2000 1X用户累计达到3.31亿户。

另外，对于用户关注的终端，我们也有跟踪统计：截至2008年2月，累计全球共有1376款CDMA2000 1X终端，549款CDMA2000 1xEV-DO终端，934款WCDMA终端，470款HSDPA终端。

全球电信市场的平稳增长势头为中兴通讯海外业务的迅速成长奠定了基础。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中兴发布的业绩公告，有几个数字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中兴2007年全年的营业收入达到了347.77亿元，同比增长50%；二是中兴的业绩中，来自国际市场的比重增加到57.77%，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3.35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兴通讯正在不断赢得潜力较大的新市场和新的运营商客户，并借此实现了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

回顾我国设备制造业的成长，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起步，进入市场也只有短短的10余年时间。在1G时代，移动通信设备和终端100%依靠引进。从2G中后期开始，国产设备才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先后推出了自己的系统和终端，产品除了应用在发展中国家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拥有了一定的市场，取得了让国人骄傲的影响力。

今后，面对全球移动通信业高速增长的机遇，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像中兴通讯之类的企业如何保持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制造业如何与运营业共同增长，协调发展，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群体突破？

今天，我们就邀请雷总和中兴通讯的刘总经理共同围绕国际化和设备商崛起的话题进行探讨。我想先请刘鹏总经理介绍一下中兴通讯2007年的发展状况，特别是中兴在国际市场的发展情况。看看刘总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刘鹏：大家好，我简单说一下。我的体会是在2007年中兴有这么几个比较好的亮点。

第一，现在的产业热点无非是有线、无线、终端和业务。根据IDC近日发布的报告，在2007年行业竞争更趋激烈的情况下，中兴通讯2007年销售收入增长了49.8%，这个增速现在在全球所有的通信企业里面大概是排在首位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企业的规模还不够大，所以增速比较快。

第二，原来中兴主要的市场是亚洲和非洲。前几年，亚洲和非洲的国民经济实力不强，所以它需要一个更高性能价格比的产品，或者是廉价一点的通信设备。但是在2007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们在欧、美等其他区域的销售增长速度达到了155%，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现在欧美很多重要的运营商已经接纳中兴通讯作为设备运营商。比如，美国的一家公司引入我们的终端，与中兴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美国Alltel在飞机上用我们的产品做通信；再比如，像北美其他一些大型运营商，我们的终端系统都有应用。还有，欧洲的沃达丰已经与中兴签订了两份系统方面的战略合作协议，另外，中兴的3G终端，已经在澳大利亚电信大规模地销售，显示出公司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欧美主流运营商认可。 
也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特点是现在我们除了原来传统的亚洲和非洲、大陆之外，欧美这块的销售量达到了增速，而且在整个公司的销售收入里面占了8%，原来只占1%、2%。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是我们能够逐渐把企业做好的一个基础。因为欧美的地方比较发达，ARPU值也非常高，给设备商带来的回报也比较好。

第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企业的产品能不能抓住现在国际通信业发展的主流。我们现在在无线通信系统上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43.6%，终端产品占总收入的22%，也就是说，移动产品我们占到了64.7%。所以，在我们的销售收入里面，非常重要的特征是抓住了现在的主流产业，这就有效地支撑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第四，中兴通讯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来自业务和服务的收入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13%。业务和服务原来在我们的收入比里面占比是非常小的。在国外，运营商的业务和服务网络是整个由我们来托管、运维的。国外的情况跟国内不一样，国内有研究院等机构为运营商做支撑，在国外，通信公司买到了牌照之后，把地图拿过来，规划通信网络，谈好覆盖率要达到多少等等指标，有企业来给他做规划。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从土地、建网以及将来的维护、耗能都要做非常精细的解决方案。而且，国外运营商还会提出他的差异化业务特征，有我们进行业务策划。这样的话，未来中兴通讯在运营商方面的地位将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了爱立信服务这块的投入在不断增加，而服务也是我们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第五，我们的光通信和数据业务占到了销售收入的22%。刚才跟雷总讲，大家现在热捧移动，也许移动的热潮会在未来的一两年走向平稳，或者下滑一点点。我看了几个报道，未来几年，如果不对我们现在有线的互联网网络进行更新的话，将来网络就会崩溃。所以，中兴通讯在数据业务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这样我们对未来的热点也已经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且增长的速度跟前面相比达到了30%。我们收入比重里面显然抓住了我们应该抓住的这些使企业能够良性发展的一些热点。

另外，我们现在无线领域比重最大的一个产品是联通CDMA，我们已经连续两年在全球的出货量第一。在IDC的第三方报道中，我们的综合实力排在全世界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进入世界前三名的产品。还有，GSM与未来的WCDMA是紧密相关的。我们GSM产品在2007年出货了34万载频，占到了全球出货量的10%，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这意味着未来在向WCDMA的演进中，我们有足够的市场份额支持3G，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特征。

再有，我们的接入产品比如ADSL的出货量也排在了世界的第一、第二位。大家知道在雅典奥运会上，我们对ADSL提供了所有的宽带服务，这是我们几个产品的特征。

按照公司的发展理念，将来，我们的产品都要做到全球前三。我们现在还在努力，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在出货量和销售方面是全球第六。我们的GSM产品如果按照新增市场的话是排在了全球第三、第四。光传输产品排在第四。

实际上，中兴通讯一直在创新，如果不是这样，国外的一些运营商是不是青睐于我们的。2008年2月份，我们申请的专利达到12000件，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2007年，中兴通讯完成了国际市场的布局。它现在的办事处达到了98个，覆盖了135个国家，在国际上从事销售的员工达到了8千人。中兴的本地化率，也就是吸引当地的外国人或者是本地化员工的本地化率达到了65%。我认为，如果企业“走出去”之后，加入企业本地化的员工率只占10%、20%、30%，而没有达到60%以上，那么我认为企业的本地化就没有结束，企业也没有办法跟当地的文化做充分的融合。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还有一个布局是研发布局，我们现在在全球有16个研发中心，在美国有3个研发中心，在法国、瑞典、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等都设有研发中心，这样的话，基本上全球的研发布局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我们的员工一共有5万人，研发人员达到了1.6万人，都在全球各地从事研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研发布局。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提出2008年销售额做到100亿美元的目标。

当然，我们也有挑战。

比如，现在的国际形势不是很好。运营商在经营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回传肯定会对我们这样的企业产生影响，运营商赚不到钱就会希望设备商的设备、服务更便宜，这是我们很大的压力。

第二个压力是我们的布局晚了，但是我们要做全球化的公司，在文化的融合、研发产品的流转方面，客观地讲，我们现在在国外生产的东西不是很多，将来，在产品的流转，包括当地的工程服务方面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市场起来了，如果不能在物流上有转变，面对的压力和成本都是很高的。
　第三，大家也看到了，国外厂商已经非常警惕中兴这样的公司。他们也在纷纷改革。原来有一个说法说国外的企业打不过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工作时间是他们的3倍，国外太舒服了，有这样那样的假期。但我们不这样认为。从现在看，国外企业在不断地合并，而且他们有多年积累的优势，有非常好的地缘和政治优势。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杨青：非常感谢刘总，刚才您说中兴在亚洲、非洲做得更好一点，我就联想到一件事情，大家现在都在关注奥运的火炬传递，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报道，圣火到达坦桑尼亚的时候，有一个火炬手是来自中兴通讯的小姑娘。我看了很高兴，也为中兴骄傲，我感觉这也反映出中兴公司在海外的影响力。

下面我也请我们的老前辈雷总，他是非常资深的专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作为访问学者，访问美国的贝尔实验室。雷总对国内外电信业的发展包括中兴这样的设备制造商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了解的，我想请雷总谈谈您的感受。

雷震洲：首先，我祝贺中兴在2007年又取得了新的业绩，增速世界第一。尽管说现在总的规模相对小了一点。中兴公司到今年大概已经走过了23年，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起家，现在发展成为了一个能和世界列强比高低的公司，确实很不容易。作为业界的同仁，对中兴通讯这样的公司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地高兴，也非常感慨。

中兴成立20多的时候我写过感言，“中兴通讯走过了20个春秋，从一家默默无闻名不转的小公司成为了一家大公司，在中国电信史上走过了不平凡的路，20年走出了中国的自尊、威风。”

我记得，1982、1983年的时候，我连续两年我去美国的会议，每次都参加通信展览。那个时候展览会上看不到中国的影子，全部是外国的产品。

当时，跟国外厂商对比，国内企业只是杂乱无章的小作坊，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一边看展览一边就想，中国企业什么时候会强大起来。整个时间不长，仅仅20年，包括中兴、华为的崛起，这种趋势我觉得非常振奋。

今年中兴、华为又取得了新的成绩，特别是在海外市场，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公司，相比之下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都在走下坡路，而我们的公司是在发展的。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刘总也在不断地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反思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强。我想中兴未来的路还很长。如果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企业作风，我相信中兴也会为全世界的人们做出卓越的贡献，而且未来在这条路上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杨青：感谢雷总，您的话体现了中兴通讯不光是在中国，还有在国际通信市场的地位。

雷震洲：中兴通讯目前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的地位，我认为现在中兴可以说进入了第二方阵。对于中兴，国外的一些媒体上有的警惕，有的振奋，说中兴、华为这样的公司一年比一年有更大的力度在冲击全球的市场，打乱了旧的秩序。这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国外企业也感觉到了头疼，感觉到中兴是个对手。

未来，我相信咱们的中兴和华为，如果更好地把握方向的话，是能够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的。

杨青：我也参观过海外的通信展，不管是在嘎纳还是在巴塞罗巴那，确实是中兴的展台都搭得非常漂亮，这种气势能让中国人都逗留一点时间。而且，中兴等国内企业在技术上已经走在前面，确实是值得中国人骄傲。如果说中兴在国际制造业的地位已经进入第二方阵，我想问，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兴公司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

刘鹏：我觉得包括在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兴通讯能够“走出去”，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支持。

首先，在国内包括像雷总这样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中兴通讯这一民族企业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对于中兴而言，成功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两条。

第一条是快速反应。实际上，这是中兴这样的公司成功的根本，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国际上的一些运营商，他们觉得我们的员工根本不睡觉，早上7、8点钟就开始拜访客户了，但是国外企业的员工只是打电话告诉客户要怎么做，这就是我们对服务的快速反应。在比如，运营商方面有了问题，国外企业的设备要打一个补丁，这家外企会发报价函，让客户决定是否需要打补丁的服务。而中兴这样的企业当天就会赶到当地，立刻给用户免费升级。

雷震洲：老牌的西方公司是比较官僚机制的，我们中国的公司千万要避免走老路。

刘鹏：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持续创新。比如中兴通讯自主研发的GoTa是全球第一个基于CDMA技术的新一代集群通信产品，代表了未来数字集群技术的发展方向，尽管现在阿朗不采用这样的标准，但GoTa现在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都在用。另外，国外的厂商不能想象国内的制造商能够做出TD这样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最后搞得他们很被动。

另外，创新一方面是有自主标准专利的，就是能够给别人设置障碍的专利，这个很重要，但中兴更多的是一些应用的创新。因为很多的TD、GSM、WCDMA、传输的标准早就是外国人制定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在业务上创新。

比如，中兴在2003、2004年提出了像RRU的解决方案。原来我们的基站是一个射频的，现在我们分开了，把基站的BBU，射频部分叫RRU，这对世界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香港的地区，为了节能为了能够更有效地覆盖，这种BBU+RRU的方案是中兴在2003年率先提出的。在这基础上提出了分布式的基站，所以这是给无线基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尽管标准是人家的，但是我们在业务创新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比如说在G网上，我们做出了很好的使用覆盖，用户联网做通讯的基站。当然比欧洲人说的要大一点。因为我们说很多家庭去部署的话，运营商成本收不了。但是在亚洲市场、发达区域、亚洲区域更多的是楼宇。所以我们做得大一点，这引起了全球的很大重视。说是全世界最小的一款GSM，体积很小。所以我们采用了很多硬件的创新，这是关键。

杨青：刚才提到了海外业绩的发展，我想到现在人民币升值，兑换美元已经突破7元大关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对中兴出口是不是也有压力？

刘鹏：是有压力，而且压力很大。

我们有两个损失，一个是人民币破7之后，往国外出口东西的话，不用美元做交易，这种压力是很大的。但是这种是可以通过商业条款规避的，只是会从心理上造成负担。

二是很多的合同是外商按照原来的商业规则，很成功地采用了金融手段。这种金融手段的采用，比如说票据、贷款，国际上金融机构给运营商的贷款采用了很多的金融手段来运作市场，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我把钱给你，你把设备给我这样的模式。现在是用金融手段，这个手段是需要时间的，也会因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受影响。比如，等企业拿到钱的时候又贬值了。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我们也对这些事情做了很多的界定，比如说金融的这种流转需要多长的时间，有多少个结算日，这是要算清楚的。

我看昨天广交会开幕式上说，把美元的结算日从60天缩短到7天，我们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更多地采用了一些本地的多元化货币。比如，我们到欧元地区去发展，或者是在其他国家去发展，都用了其他国家的货币的，不光是美元，这样的话可以减轻一些压力。

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对我们的企业是有影响的，而且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雷震洲：我想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肯定会有负面的影响。相反，要进口的话，是肯定会有一点益处的。那么国家在对这种做海外市场业务的企业有什么政策上的优惠？

刘鹏：以前有出口退税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逐渐地减弱。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之后，很多的政策都是透明的。所以，我们也呼吁媒体让国家想一些办法，既要使你的企业“走出去”，也不能明显地违反世贸的规定，可以采用比如说非贸易的办法。我们觉得能不能国家为了支持企业，把科技创新这部分的比例加大，把这个资金转化，如果不能采取一些政策补贴，是否可能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交叉补贴。

杨青：中兴通讯在海外拓展过程中有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比如说跟运营商之间记忆犹新的事件，或者中兴通讯海外发展中的亮点？有没有一些数据提供给我们？

刘鹏：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去年中国移动成功地收购了Paktel，我们在Paktel的网络上占有40%～60%的份额，投入了2000人到巴基斯坦，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设备、服务，跟中国移动一块，形成“中国”品牌效应。今年Paktel大概要投入9亿美元来改善它的平台运营模式。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另外，几个比较最重要的标志是我们和像沃达丰、和黄、法电、澳电、西班牙电讯等运营商全部签署了终端和系统方面的协议。因为外国的运营商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运营商是单子来了之后招投标，选取合作的对象。而像沃达丰是要把设备商考察一遍又一遍，最后签协议，考察也非常严格。比如法电，他们最后要到我们深圳每一个员工的宿舍对员工进行访谈，甚至到食堂看我们员工的饭菜，欧洲人有一整套的考核标准。而国内运营商是看设备商的产品就行了。国外运营商要进行企业质量的考察、企业文化的考察、企业可持续的发展力的考察，考察完之后，才跟设备商签协议，当然，这个协议会延续好几年。

杨青：我问问雷总，当年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内市场足够大，企业没有必要“走出去”。其实，从中兴通讯包括华为的业务模式发展来看，您对“走出去”怎么看？

雷震洲：“走出去”的想法我自己早就有了。我记得1992年的一次座谈会探讨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刚南巡回来。我记得我就谈了一点那个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才走了10年多一点。我说改革开放并不说敞开国门让人家来，我们必须得自己“走出去”，这是公平、对等的。我当时自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在我们通信领域当时的实力不够，“走出去”是一句空话。

“走出去”是要靠产品、质量、技术才行。后来我记得我们所1999年为部里写的报道里面提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提全球化的时候也提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是要有竞争力的公司。所以，对“走出去”早就有了想法。从1992年到了现在，我们的设备商率先“走出去”，而且走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要成为一个强国，是必须要“走出去”的。

所以我觉得中央对“走出去”的战略我们应该是一直在坚持的，特别是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的前提下，我们更要坚持，要把它做得更好。

前两天和北电的老朋友聊天，他对于我们中兴、华为很佩服，而他们公司还在不停地裁员。中兴靠的是人才战略、国际化战略、多元化战略、标准战略，但是那些公司难道没有做这些事情吗？他们也在做，而且做得可能比我们早。为什么还走下坡路呢？因为我们有所谓的自己的特色，在海外市场可以立足。同样，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为什么相对比较好地发展起来了，所以，需要在“走出去”的地方做出特色。

杨青：中兴通讯作为“走出去”的优秀代表，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到国内3G发展上？中兴通讯下一步的增长点将来自哪些市场？

刘鹏：凡是“走出去”的企业都知道酸甜苦辣，很艰难。当时中兴通讯为什么要“走出去”？很简单，中国通信业发展的大的机遇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2000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研究国内运营商的投资，投资规模很多年都是2000亿元的水平，你如果能占到10%到20%，就是200亿、300亿。而我们还需要国外的企业到中国来，这样的话，国外企业的份额也就吃光了。如果要达到平衡的话，未来我们在国内做得再好也就200元、300亿元的规模。

第二，当时国际上充满了机遇，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些新兴国家的移动通信率才不到10%。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当时在刚果金这样的国家，移动通信用户还没有2000户。“走出去”的过程有许多酸甜苦辣，当然有这些才有机遇。比如，像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大公司没有愿意去的，这样的话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一旦这个地方经济发展上去了，你占领了这个市场，回报是很高的。

所以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经常说我们特别想学习浙江人、福建人，赚了钱就出去了，没有一定之规，融入市场之后才发现钱在哪里、机会在哪里。另外，杨所长谈到了中兴通讯未来在世界的格局下怎么定位，我们定位为我们是一个“创新的挑战者”，这也是中兴通讯现在目前的特点。中兴在国际上发展好了，这个路还很长，假如有一天我们的单子占到了欧美的20%、30%，我觉得才行。所以，中兴通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去创新，去挑战。

未来几年，我觉得中兴有三个方面最重要。

一个是移动业务还会持续发展，中兴认为，能够迎接移动数据时代的挑战和机遇，谁能够赢得未来。实际上现在看清楚了，移动从语音向数据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块市场巨大，伴随下一代移动通信数据应用的到来，也给很多厂家提供了翻牌、崛起的机会。

第二个是我跟雷总也在探讨，未来有线的互联网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未来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人们对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网络趋于崩溃、换代的边缘。催生了新一代的路由器、光纤的诞生。

第三个是终端，现在的终端更人性化，这个要求更适合我们这样的快速反应公司。去年我们在终端方面做到了3100万部，今年我们的目标是5000万部。目前第一季度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最后就是业务和服务，如果我们把这块的收入比重提高到20%以上，我就觉得我们公司就真正地良性而且不是在单纯做硬设备了。

杨青：中兴在海外的经历让人想起一句话，要奋斗就有牺牲。下面有15分钟的时间，媒体的朋友和刘总和雷总可以就关心的话题做一个交流。

科技日报：我们以前也提到过第一阵营、第二阵营，关于业界第一阵营和第二阵营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无论是中兴、华为在欧美市场占有率是不错的，但是在海外市场的成本来说，我们是拓展非洲这样的市场成本更高，还是欧美这种发达国家的市场成本更高？

刘鹏：对于第一阵营没有一个特别地标准。我认为“第一阵营”有两个特征。

第一，一定是第一阵营的人提出游戏规则。比如说3G，爱立信、诺基亚、阿朗这些大公司，他们在专利方面拥有得最多。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但是现在游戏规则慢慢转向了运营商或者是联盟为主导。

第二，一定是由第一阵营的两三家企业控制了60%或70%的市场，他们的市场份额是最大的。其他的因素不好评述，有很多。比如，像现在CDMA领域中兴进入了第一阵营，他和阿朗来制定游戏的规则，同时控制了全世界CDMA系统60%、70%的市场。

雷震洲：我基本同意刘总的说法。第一是是看市场份额，所谓“第一阵营”实际上没有标准，只是一个衡量的尺度。但这是比较硬的尺度。

另外，现在大家都讲软实力，其实主要是创新的能力，没有创新的能力企业就不能领跑，只有在标准上有话语权才行。

刘鹏：成本问题是这样的。在欧洲，项目前期的投入费用是高的，欧美市场的孵化期非常长，因为运营商的决策非常明细，要考察很长的时间，有时大约是一年半的孵化期，要测试设备商的产品、认证产品质量、文化体系等几百项指标。而在亚洲就不是这样，一个项目的敲定时间不会很长，但是由于经济不发达，投入也不低。从长远来讲，我们一是发展由我们主导的网络，比如在利比亚、刚果金建立的全国性网络，这由我们主导的网络。这些行业是我们的“粮仓”，我们宁愿利润低一点。但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我们成不了主人，但它采购额的60%一定是给自己的企业，但我们国家都没有这样的保护政策。不过我们可以从它这里把技术的创新波及到其他不发达地区，这种技术的影响和实现需要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在两边市场的成本都差不多。

雷震洲：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作用，除了你刚才说的“粮仓”，其实我们也是造福于这些国家的民众，这样的话，中兴获得的还将包括经济上、政治上的回报。比如说圣火传递，中兴的影响力就更高了。

刘鹏：选择中兴做圣火传递，的确是因为我们在当地社会有影响。

人民邮电报：与阿朗、诺西和爱立信相比，中兴在技术积累和开发方面还有哪些差距？

刘鹏：我们最大的差距是投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企业的投入是超前的。比如，我1982年毕业的时候看到有关文献，他们已经在开展第三代移动通信的研究。但是，我们在投入上，因为我们的企业和他们相比不够大，投入的绝对值稍小。另外一个差别是，现在主流的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企业的手里。

人民邮电报：这主要是靠专利的积累？

刘鹏：对，这种差距是很大的。关于研发和技术团队方面不是差得很远。诺西的人参加测试，也许有的概念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三个月之后，我们比他们搞得还清楚，而且设备都拿过来了，说明我们赶上了。他们都很吃惊，对我们整个研发创新的速度很吃惊。

另外，就是我们在严谨的程度和科技的规划方面跟国外企业相比是有差距的，比如，未来的技术怎么发展，研发的进程怎么安排等。我们更多的经历是投入了持续的创新当中去，但是我们在专利的积累和超前技术的研发是有优势的。

杨青：我看报纸上有中兴通讯人才是东欧的国际什么的，在国际上这种人才、技术方面的能力，所以中兴通讯在市场上的投入是很多的。
　人民邮电报：中兴通讯在终端上现在做到了5000万的量，自有品牌的比例和运营商品牌的比例是什么样的区间？

刘鹏：基本上是自己的品牌，有一些是跟运营商联合的品牌。比如说沃达丰、和黄、现在澳电。

澳电的是双品牌，手机是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有运营商的标志，这个标志是别的运营商用不了的。中兴一直在打自己的自主品牌。前几天我们的执行总裁在美国有一个答记者问，问到是否收购一个国外品牌，我们的回答是目前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中兴是想创自己的品牌。

世界电信：中兴CDMA已经连续两年排在出货量第一的位置，无论是印度、亚太、非洲、东欧等地区，CDMA都达到了前列。我想知道CDMA在中兴的海外策略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对推动中兴海外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刘鹏：我最深的体会是，CDMA使中兴学会了怎么做领跑者。领跑者很难做，原来是跟随者不要紧。爱立信做了什么，赶紧学就可以。进入CDMA产业最大的收获使中兴逐步学会了怎么样做一个领跑者，怎样规划全球市场，怎样把握全球市场的话语权，制定游戏规则。另外它给中兴带来的收益非常好。这对中兴也是挺重要的。

人民邮电报：现在中兴对CDMA之后的版本有没有大的投入？

刘鹏： 3G到后4G之后要采用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一个是OFDMA，一个是MIMO。未来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我们的帧结构。技术上有两种趋势，一个是我做定制的芯片，专用的芯片，这样的路越走越窄。现在LTE来了，因为它的版本会很多，速率会增加到几百兆甚至是几个G，在这方面，中兴的未来是很有前途的。我们规划的软基站，不管未来的技术路线怎样，都可以把软件封装在里面，都可以适应进去，然后在射频的频率上提前做好准备。这样的话，中兴第一次提出了软基站的概念。对运营商来说，软基站是非常好的，现在用的设备，将来演进的时候可以就把核心的东西拿出来，放到新的软件包上就可以了。

我们曾经探讨过迎接移动数据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怎样赢得未来？我们重要的是推出下一代的软基站。我觉得这不是很难。

雷震洲：我觉得现在主要的距还是在创新这部分，特别是原始的创新。从我们走过的路来看，我觉得中兴不光是要以市场为导向，一定要以人为本，把“人”装到心里，才能有不断创新的源泉。贝尔实验室发明手机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移动通信今天的发展，就是觉得美国是汽车王国，大家很多人一天都在汽车上渡过，有些事情没有通信系统就解决不了，他们首先想的不是市场。当初发明移动电话的时候，美国预测说到了20世纪末，移动电话可能发展到几百万户的规模，而并不是说看到市场了才发明了电话。

再举一个例子。互联网现在的发展很快，当初搞互联网的时候没有看到市场，就是要把美国的几个数据库、研究机构实现数据的共享，并没有看到它背后的市场，而是出于人对数据的需求，对数据共享的需求。美国网络的发展是先有数据，再发展网络，而我国发展互联网是先发展网络，再实现数据共享。所以，美国是把需求放在了第一位。如果不是把以人为本的需求放在心里，只是按计划，有一些计划就不一定能够延续下去。我希望中兴在原始创新的路上走得更好，实现美好的未来。

杨青：雷总热情洋溢，我觉得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们心坎上。我们也特别感谢雷总、刘总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主题对话。我们也特别希望中兴通讯能够在未来真正的国际化的道路上、在整个通信发展的大环境中越走越好。我们也期待着有机会重新在这方面做交流。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大家！